第二个事件发生在1962年，发生在宝安县，那一年由于各种各样的谣言，说英国女皇要怎么样，香港要开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其中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从广东62个市县全国12个省区聚集过去的，都是偷渡跑港，变成当年很大的一个事件，也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处理，分发疏散人口，据现在我看到的资料当时大概有约6万人逃过去，其中4万8千人大概被遣返回来，加上这里没有出去的人当地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安顿，严格了出境的制度，同时也在62年就在宝安也做了很积极的反映，当时提出了叫利用香港建设宝安，把边境的贸易活动活跃自由市场，活跃民生，活跃买卖，这个政策也是被当时的情况逼出来的，这两个事件当然跟后来变化有关。但今天来看，仅仅有局部地区的自发的反应，不足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等待其他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从反面筹备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它把过去的体制错误，扩张到了顶点，引起了很多的人对整个问题的重新的思考。因为任何的体制下，经济会出错误，有人会说假话，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呢？我们一直在宣传我们的优越性，但为什么我们的人们要往资产阶级的香港跑呢？这种问题，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个层次，这就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总结，认识不到位，就有很大的问题。1978年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思想解放的运动，发生了对过去体制的重新的思考，不是思想家的思考，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发生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个别政策比如说对包产到户还是下了禁令，但是这一场全会和在他之前进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思想路线纠正了整个国家看待体制，看待制度，看待政策的思想方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讲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前进，就要亡党亡国，这个思想路线是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因为从这个层面你才会去想，我们选的社会主义，我们选的公有制，我们选的计划经济，这个都是手段，讲到底，要满足人民的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经济的要求，要满足发展生产力不能把它倒过来，用前人写过的东西，本本的东西，苏联做过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选择我们体制的一种桎梏，选错了要改过来，要听从实践的经验，任何体制不管逻辑讲得多么的透彻，做的效果不好就要调整，这个思想我相信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有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根源，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把改革开放定成1978年开始，我们来看78年我刚才讲的两个事件完全做了不同的处理，不但自留地，因为后来形势一好又开始折腾，又开始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包产到户也得到了合法的承认，其实邓小平在60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不合法，让它合法起来，但是60年没有这个政治条件，要到1978年以后才有这个政治条件，逐步的从局部的包产到户变成席卷全国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我一会儿要将它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划出一条权利，我这个题目叫做界定产权，中国界定产权有社会性意义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是集体的公有制，但是可以划一道权利界限，使用归你，种什么归你，产品归你，这个事情本本上没有讲过，但是实践做得通就要把它做下去，给它写到本本上去，这是78年以后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开放，开放也不是一天来的，78年的开放就我所知，也跟77年宝安第二次大规模的逃港集结人口有关，当时在广东主政的是一位席同志，他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农民跑过去了，跑过去的农民的收入一两年寄回来的钱就可以在老家盖房子，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席同志也不能接受，但是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实事求是，仔细找当地的干部问说过去干什么？说过去就是打工，说为什么打工可以挣这么多钱，甚至今天你可以去访问罗芳村，靠香港边境，香港对面也有一个罗芳村，是由我们这边的罗芳村跑过去的人建起来的，但是收入相差100倍，后来我们就想能不能把门打开，你过去打工，让香港的企业开到境内来，这就是最早开放的由来，广东第一线的同志提出这个构想，向中央汇报，得到邓小平的同意，当时用的什么名字，叫加工区，自由加工区，是台湾搞过的，当时广东的报告是叫自由贸易区，邓小平听了以后说就叫特区，因为共产党在陕甘宁搞的就是特区，特区就是这么来的，这些事件历史上发生过，包产到户也好，自留地也好，农民的小自由也好，逃港也好都发生过，但是如果思想认识路线不同，后果就完全不同，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是逼出来，后来换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只要能够容纳生产线的发展，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我们思想可以调过来，不要动不动就去遏制有生命力的生产形式，组织方式，全力界定形式，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所以很多人批评华盛顿共识，我也看到过，认为改革开放是华盛顿共识的结果，这个是错误的，没有这会事情，那个时候中国人绝大多数人不大关心华盛顿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一些什么，我们的问题是要把饭吃饱，要把这个国家的经济持续下去，而过去的教条阻碍了我们的手脚，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所以调整过来以后局面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个界定权利变成了一个席卷整个国家的改革运动，在我看来整个改革开放就是权利的重新界定，第一个层次我们的所有权全部要归国家和集体，个人在里面是什么地位？什么权益呢？不清楚，搞了好多年，问题在这个层次，改革开放找到一个方法，集体的所有权是可以通过承包和界定出去的，清清楚楚的界定到个人，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层次，2002年立了一部法；第二个层次，这个层次不是可以使用，也可以转让，很多人讨论市场经济价格机制起主导作用？有人喊价有人还价，喊价是一个权利，还价也是一个权利，如果我们的企业没有喊价权和还价权，所谓教科书上写的市场价格从何而来？中国第二个层次就启动了这个层次，你要使用权还有转让权，定价权，喊价权和还价权，中国资源的配置就不再生活在苏联教科书的那一套范畴，看不见的手开始起作用，直到最后写入中央的改革文件，基本上要以市场价格手段来配置资源。

　　第三个层次，在中国社会当中，界定了创业权，很多人说创业不就是赚钱吗？听起来不好听，可是市场经济赚钱你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我们过去高喊口号就是对人民的需要不闻不问，生产凭计划，看上级的命令，不是看人民的需要，创业权是要对人民有反应，你不做反应赚不到钱，这一条东西对中国生产力的解放，我们从各个阶层人看到了新型的企业家，如果没有这个改革，陈志雄就不能去养鱼，这是1980年广东的一个农民看到市场这么缺鱼，又有水，组织起来养鱼，供应市场，立刻就劈天盖地，资本主义，剥削，这个是高层领导干预了讨论这件事，邓小平干预了瓜子事件，芜湖的人民今天是很自豪的，说《邓选》里面三次出现芜湖，就是傻子瓜子，那个人我做过调查的，文化程度很低，脾气很坏，急了就踢工人，踢工人不可以，但是组织企业可以，你看我们改革开放就把这个界定清楚了，没有这个东西，怎么会有后面的局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产品送到世界上去，柳传志可以搞PC，这是创业权的结果，他是计算所的一个工作人员，只能按照国家方法的科研基金做科研题目，改革开放使他变成了国内最大的PC的供应的商。马化腾是年轻人吧！把全国的QQ好几亿人搞进去了，这个事情过去多少年就是认为不可以，犯了天条，然后还有马云，还有温州企业家，是通过重新界定创业权才有市场定基，才有今天这么多的服务和商品。

　　第四个层次就是各种来路的权利可以放到一个合约里面来，可以在市场的基础上组织工厂，斯大林时候的工厂是绝对排斥市场的，我们今天的股份制是以市场为基础来组织公司，不同权利放到一起，怎么互相保护利益，怎么互相不侵犯利益，怎么组织更大的生产力，这是中国第四个层次，就是不断的重新界定权利，从僵化的教条当中走出来，从实际出发，至于这个权利界定到哪一步，再往哪一步界定，继续实践，先试再做再讨论再炒，最后把稳定的东西变成法律，变成长久生活依存的一个章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改革开放，对于这四个层次的产权界定到今天为止都有不同认识，这个没有关系，不同人就是有不同认识的，人就是有不同认识的一种动物，但是有一点重新界定产权和原来含含糊糊的大公有制之间使中国的经济势力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这一点我相信看到的人越来越多。由于有四个曾经的权利界定，中国今天的主要特征还不光是高速增长，是开放情况下的高速增长，我们过去也是高速增长，计划时代苏联的数字也是很离谱的，问题你不开放，你不知道那个质量是什么，开放你没那么容易造假，出口商品对方海关要检查，中国今天高速增长不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的高速增长，是放在世界舞台上来看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很多解释，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解释，劳动力便宜是一个要素，要素不会自动变成产品，要素要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和制度，中国高速增长或者开放下高度增长，真正的经验是，真正的秘诀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幅度通过改革开放降低制度和组织的成本，这样我们廉价劳动力才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工人技术人员企业家和地方和整个国家才能发力，才能在世界上占有更大的份额，当然这一场重新界定产权，就像刚才林毅夫讲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一个领域里面问题严重了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先改一改，所以我们的权利的界定是不够普遍的，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构成未来改革的一个难点，如果看将来，我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要是有普遍的产权，不是哪一方面的权利，界定到所有的资源配置上去，我们现在讲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就是在公共地方，对企业来说排放有好处，排放污染物的代价是大家去承担而不是企业自身，所以环境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权利界定的问题，用什么准则来界定，来界定得清楚，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困难的问题是中国改革当中已经提出来，所有权利当中有一种权利背后带着合法的暴力，这个东西是一个社会当中最难对付的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社会要独立国防要有秩序一定要有强制力，一定要有合法暴力，但是这个合法的暴力怎么能够在轨道上运行呢？怎么能够不出圈呢？怎么能够不被滥用呢？怎么能够不再这一次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当中可以循规蹈矩了，这是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到今天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要留待未来解决。这个问题超出了纯粹经济学的范畴，但是我所知道的优秀的经济学家同样关心这个问题，比如说杨小凯临去世之前一直关心这个问题，我读了他很多临死之前的那些文章、笔记、讲话，中心就关心这个问题，我自己在国内做这个调查做得比较多，看来看去其他问题都好解决，就是这个问题有特别大的难度，当然总的思路有了，就是法治，这个法治不是说一些人写一部法去统治别人，而是所有的人要服从同样的准则，是用同样的准则管住所有的人，今天上午几位前辈特别是吴敬琏老师都讲到了这个层次，茅于轼老师讲到了这个层次，我相信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重大的任务，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是不行的，但是国家强大，尤其像今天财政力量这么好，政府部门你想要他不骄傲都很困难，因为成绩就是好啊，在这种情况下，带有强制力量在我们整个资源的权利重新界定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规范走上轨道，这是包括经济学家在内要共同努力来探索的。

　　最后我想说，30年告诉我们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第二位的。经济学是在第二位理论当中的一个分支，我们要学习前辈当中对这个过程当中做出贡献的一些优秀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经济学家，我们上午的三位经济学家，我们老师那一辈的经济学家，也包括香港的一些教授，他们都从科学的角度阐释现象，界定道理，把基本的经济规律来做探索，我想在未来的改革开放还有很多难题等着，现在的麻烦是我们已经远离了饥荒，中国虽然现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重新发生59到61年那样的大饥荒的可能性是几乎等于零的，因为今天的制度是不可逆的消除了发生那种事件的体制基础。同时国际竞争呢，中国在国际当中的表现，你要看GDP的增长，要看总量的增长，国际上现在比得过我们的没有几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有一个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我所知道的知识来说，继续改收益会非常大，从局部的渐进的权利的界定变成普遍的权利的界定，变成尽最大的可能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要扩大经济自由，据我所知对经济增长还可以发生革命性的影响，会把中国比较可靠的从中低收入引向中等收入甚至引向高收入国家，但是动力在什么地方？过去是危机推动改革，这个动力已经衰竭了，新的动力在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年轻的朋友要面对的问题。谢谢各位。